危拱之，堪称红军与苏区文艺事业的先驱与奠基者之一。1926年，她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成为我国首批接受正规军事训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亦跻身于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余名女战士行列。1931年，她肩负重任，担任了我军首个较为完善的文艺机构——红军学校俱乐部的主任，并担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的副社长，积极参与了红军和苏区首个剧团——八一剧团的创建工作。在中央苏区，危拱之与李伯钊、石联星、刘月华等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文艺明星，她们的表演深受苏区军民的喜爱，一时之间风靡苏区。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危拱之又担纲人民抗日剧社社长之职，在抗战期间，她负责领导开封孩子剧团。危拱之毕生致力于文艺事业，为我国党和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革命历程充满曲折，危拱之三次遭遇冤屈，甚至被开除党籍，但她始终坚守信念，坚韧不拔，战斗在文艺战线上。建国后，由于长期患病休养，危拱之并未广为人知。
黄埔军校文艺女生危拱之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于1905年诞生于河南信阳。投身革命事业后，他改名为危拱之。1922年，危拱之成功考入汝阳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夏日，他再进一步，考入了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在求学期间，危拱之热衷于阅读《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这些进步思想的滋养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6年冬日，危拱之脱颖而出，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录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设立女生队，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培育了危拱之、赵一曼、胡筠等中国现代第一代杰出女兵。
1927年春，危拱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同年夏，汪精卫紧随蒋介石的脚步，公然发表反共声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遂作出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并为每位学员颁发第六期黄埔军校的毕业证书。在此背景下，女生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进入12月，广州起义爆发，危拱之随叶剑英所率的教导团投身战火。翌日凌晨，起义部队撤离广州城，成立了我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危拱之随后被调至师政治部，担任宣传员一职，并与陈同生等人共同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故址。
1928年四月，海陆丰的苏维埃运动遭遇挫折，危拱之等同志遵照党组织的指示，退守至香港九龙。在恽代英同志的引荐下，她得以从香港辗转至上海，与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随后被委派至河南省委任职。
1929年6月，危拱之与其爱人张景曾（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一同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大门，开始了他们的学术旅程。张景曾分至特别班深造，而危拱之则被编入俄文13班。彼时，危拱之正身怀六甲，为减轻组织的负担，她毅然决然全身心投入到革命理论的学习中。在取得张景曾的理解与支持后，危拱之做出了艰难的人工流产决定。暑假期间，危拱之等中国学员被安排前往海滨城市敖得萨等地度假。为了助力中国共产党培育革命文艺的杰出人才，苏联相关部门特地派遣了一众知名演员至度假地，对危拱之等学员进行了专业的文艺培训，包括歌剧、话剧、舞蹈等多种形式的排练。10月，危拱之顺利被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普通班第一班，继续深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此刻，苏联国内掀起了“肃反”的风暴。中山大学支部的权力被一伙人牢牢掌握，他们借苏联“肃反”之机，在中山大学开展了“清党”行动，对持有不同意见、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学员进行了残酷打击。张景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而被开除党籍，之后下落不明，有说法称其被秘密处决。危拱之坚信自己的丈夫并非“反革命分子”，却同样遭受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最终被判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并被处以“开除党籍一年”的处罚，被迫前往一家印刷厂接受劳动改造。1931年2月，危拱之遵命离开苏联返回祖国，并被分配到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任职。同年夏日，在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的关注下，她的党籍得以恢复。
中央苏区文艺骨干
“毛委员，好主张，牵着鼻子打老蒋；运动战，反围剿，战果辉煌捷报传。”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深受官兵和民众的喜爱。
1932年夏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策，基于八一剧团，正式成立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被任命为社长，而危拱之则担任副社长。中央局明确指出，工农剧社不仅要精心筹备自家节目，更肩负着引领整个苏区文艺发展的重任。各革命根据地需设立工农剧社的分社，总社负责为分社培训文艺干部，协助编剧及节目排练。1934年2月，瞿秋白抵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危拱之则被调往高尔基戏剧学校，投身于培养苏区文艺干部及戏剧演出的工作。危拱之满怀热情地投身于苏区革命文艺事业，她那曼妙的舞姿与悦耳的歌声，不断激励着苏区军民投身战斗。危拱之参与组建和培训了数十个红军剧团，培育了一批批文艺人才，成为我国红色文艺领域的开拓者。
◆危拱之
“郭化若对党忠诚不渝，我们绝不能因为他的交往对象而伤害他。”朱德进一步分析，鉴于郭化若是一位杰出人才，可能有人出于嫉妒而对他进行陷害。危拱之心中已有定论，她坚信郭化若，便将王明派系迫害郭化若的内幕如实告知于他。在“组织”面前，她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却因此被扣上包庇郭化若的罪名。危拱之随即被戴上“托派嫌疑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两顶帽子，并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是危拱之第二次背负不实之冤，但她对革命事业的信念毫不动摇，坚信党组织终将查清她的真相。
危拱之的《凤阳花鼓》在长征途中绽放，犹如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心中虽感沉重，却未至绝望，愿接受考验，而非即刻求得信任。”与危拱之一同踏上长征之路的，还有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文艺骨干，他们在漫长的征途中，持续开展文艺与戏剧活动，满怀热情地为长征队伍及沿途民众提供服务。
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在追忆长征岁月时提及：“在干部团中，独有一位女同志，那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既繁重又辛劳。每当部队抵达宿营地，拱之同志便立刻投入忙碌，为同志们安排食宿，照料伤病员，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在部队启程之前，她严谨督促大家清理驻地，确保门板关好，归还借用之物，并妥善处理各项后续事宜。犹记得在穿越草地时，我的马匹不幸丢失，连同马背上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一并失落。拱之同志在极端困难之中，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得一份物资，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她更在百忙之中为我织制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关怀，同样充满热情，细致入微。尽管她曾缠足，但因马匹稀缺，她全程未曾骑马，全凭一双‘解放脚’徒步走完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这条毛线围巾虽是用土黄色的旧毛线织就，接头不少，但手工之精细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这条围巾不慎遗失，宋任穷至今仍感惋惜。
“加把劲啊！那位演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方，咱们去听听她的歌声吧！”听闻前方有演出，战士们的步伐也就加快了。时至今日，老红军战士们仍能一字不漏地哼唱危拱之当年的《凤阳花鼓》：“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不阻挡；行军路上击溃蒋军，北上抗日战东洋。咚咚隆咚锵，咚隆锵……”
斯诺视危拱为
1935年秋，中央红军历经长征，抵达陕北瓦窑堡。翌年11月，红一军团战士剧社肩负起为红十五军团及陕北苏区献演的使命。对此，军团政治部领导高度重视，特地邀请了危拱之担任指导教师。为了为慰问演出增添新内容，危拱之老师指导宣传队演唱新歌，排练了数个舞蹈，并即兴编排了赞颂十五军团的小节目。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各异，堪称一场完整的戏剧。十五军团的首领与部队官兵一同观摩了宣传队的首场演出，并与每位队员握手致意，祝贺演出圆满成功。慰问演出期间，周恩来同志亦亲临现场，观赏了宣传队的表演。
“我实在不舍得离开一军团的战友们。但既然是组织的决定，我必将坚决服从。”
朱瑞所述的人民抗日剧社，正是基于原西北工农剧社的坚实基础而成立的。剧社成员中，既有原西北工农剧社的骨干，也有历经长征的红军战士，更有新招募的青少年加入。危拱之亲自担任导演一职，悉心指导这些年轻演员进行戏剧与歌舞的排练。危拱之将中央苏区演出的诸多节目，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祖国进行曲》、《儿童舞》、《新老海军舞》、《乌克兰舞》、《机器舞》、《军事活报》、《扩大红军活报》、《亡国恨》等，一一传授给这些演员。此外，成仿吾、冯雪峰等亦为剧社创作新剧本，并利用闲暇时光与演员们交流，给予他们悉心指导。
人民抗日剧社成员合影。
美国知名记者斯诺在访问陕北之际，有幸目睹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精彩表演。他在《西行漫记》中详细描述了观剧的经历：“当我与一位邀请我一同前往红军剧社观看演出的年轻干部同行时，人群早已朝着那座由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涌去。……我注意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等众多干部及其夫人，都融入观众之中，和普通人一样，坐在柔软的草地上。随着演出的展开，无人再关注他们的身份。舞台上方悬挂着一块绣有‘人民抗日剧社’字样及拉丁化拼音的红色绸幕。整场演出历时三个小时，包含了短剧、舞蹈、歌唱、哑剧等多种形式，可称之为一场杂耍盛宴。贯穿全场的主题，不外乎抗日与革命。”这是西方记者首次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红色戏剧”。
斯诺在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落幕之际，对危拱之进行了独家采访。在《西行漫记》一书中，他如此记载道：
演出虽已落幕，然而我的好奇心却并未消散。于是，翌日我特地拜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言道：“每支军队都设有剧团，而几乎每个县域亦然。演员大多源于当地招募。那些由南方而来的资深演员，如今已蜕变为导演。”我结识了数位少年先锋队员，他们尚稚嫩，不过十几岁，却已历经长征的洗礼，如今他们正担负起组织和培训各村儿童剧社的重任。
“远道而来的农民朋友们专程来观看我们的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对我说，“有时，即便我们接近白区的边界，国民党士兵也会悄悄地送来信件，恳请我们的演员前往边界集市演出。我们到达后，红军与白军均不带武器，一同来到集市观赏我们的表演。然而，如果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得知此事，他们是绝不会同意的，因为一旦国民党士兵观看了我们的演出，他们便再不愿意与红军为敌！”
剧社演出打动东北军官兵
“此处距离延安仅有六七十里，延安驻有东北军一○五师等部队，从安塞向南十多里即至红、白区交界，双方在此设立了贸易集市，人员可自由往来交易。请你们换上红军服装，在集市上演出，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利用你们的艺术力量，触动东北军官兵的思想与灵魂。这是一项特殊使命，务必要完成得精彩。”
1937年8月，邓颖超与危拱之（居中）、戚元德（左侧）一同抵达西安。
危拱之等人深受激励，立刻表达了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并在次日投入了严肃的排练与准备工作。在杨家沟集市上，剧社接连上演了歌剧与活报剧《亡国恨》、《宁死不屈》、《松花江上》、《活捉汉奸》、《扩大抗日军》等，同时，舞蹈节目包括《统一战线舞》、《抗日舞》、《海陆空军总动员舞》等。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回老家去，解放全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的观众也纷纷响应口号，那名军官吓得落荒而逃。
“毛主席常言，军阀、官僚、政客以及所有反动势力只是少数，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的劳动者，其中不乏被迫征召的壮丁，更有深受苦难之人。你们此次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今后还需不断汲取经验，将宣传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倾情演绎，危拱之率领的剧社圆满地完成了既定任务。观察东北军官兵随后的表现，不难发现，这场为期一个月的演出深刻触动了他们的思乡之情、离乡之苦以及不战之恨，从而赢得了他们对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认同与支持，演出达到了极佳的统战成效。
危拱之与开封儿童剧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危拱之肩负重任，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毅然奔赴西安。在事变和平落幕之后，危拱之承担起党从西安至上海的政治交通任务，与毛泽民等同志秘密协作，成功完成了从上海至西安运送国际救援款的艰巨使命。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的部长职务。翌年5月，危拱之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938年三月，危拱之抵达开封，就任河南省委秘书长一职。她以魏晨为名隐蔽身份，对外则以扶轮小学教员的身份示人。该校学生多为陇海铁路员工的后代。扶轮小学拥有一支宣传队，该队下设歌咏队、募捐队和慰问队，成员们常常在假期及课余时段，走出校门开展各类活动。他们为支援前线抗日战士，积极募集捐款；前往伤兵医院进行亲切慰问；亦会前往火车站，热情欢送开赴抗日前线的英勇部队。
危拱之深觉，开封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若不将已然激荡的救亡力量加以组织，其势必将随古城的陷落而四散，最终走向孤立无援的境地。她毅然提议，将扶小宣传队改编为开封孩子剧团，使其走出校园，于更广阔的舞台上宣扬抗日精神，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关键时刻，此剧团亦能成为掩护党的工作的隐蔽力量。此提议一经省委正式审议，便得到了批准，并由危拱之负责具体实施。
危拱之与开封儿童剧团雕塑。
自剧团组建以来，1938年3月8日，危拱之带领孩子剧团参与了河南各界举办的抗日救亡文艺汇演大会。孩子们的出色表演令观众们耳目一新，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正是在这次汇演中，开封孩子剧团的合法身份得到了官方认可。自此，该团在开封众多抗日救亡演剧团体中崭露头角，赢得了极高的赞誉。此后，每逢重大演出活动，孩子剧团均受邀参与。
1938年5月中旬，日寇攻陷了徐州，沿陇海路向西进犯。在这紧急关头，开封的国民党当局开始西迁，而民众也纷纷四散躲避战火。5月23日，遵照中共河南省委的命令，危拱之带领孩子剧团自开封启程，沿着平汉线周边辗转，继续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之中。剧团在许昌、驻马店、南阳等多个地方进行了演出，最终抵达了确山的竹沟。开封沦陷之后，小演员们对父母亲人的思念愈发深切，情绪亦随之波动。危拱之便采取了按年龄顺序安排兄弟姐妹相称的关系，以此增进小演员之间的亲情。同时，河南省委也及时送来了药品，并想方设法改善了剧团的生活条件，让团员们深刻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从而增强了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念。
开封孩子剧团徽章。
1939年11月，竹沟事变爆发，危拱之与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并肩作战，成功突破重围。事态平息后，孩子剧团宣告解散，其中部分团员奔赴延安，另有部分成员投身新四军。尽管开封孩子剧团存续时间不长，仅两年有余，但孩子们那真挚的呐喊与歌声，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士气，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良知。
1939年12月中旬，在中共豫南特委的领导下，信阳挺进队应运而生，李德纯同志担任司令员，危拱之同志则肩负政治部主任的重任。他们率领队伍向四望山进发，由此开启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42年，危拱之同志被任命为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翌年3月，他返回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与了整风运动。1945年春夏之际，危拱之同志作为华中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中共七大。同年冬季，他被委以热河省赤峰市委副书记之职，负责指挥反霸斗争和镇压反革命分子。1947年6月，随着解放军第二次解放赤峰，危拱之同志晋升为赤峰市委书记。1948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沈阳市北市区委书记。然而，到了1949年初，危拱之同志的肺结核已至三期，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继续工作，经组织批准，他得以长期休养。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同志在北京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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